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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驿站财政机制的形成与演变******

  作者:刘文鹏(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

  驿站是中国历代王朝传递信息、递运物资的主要渠道,在维系国家统一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驿站的正常运转全赖驿站经费之保证,所谓“国脉疏通原借驿递,而驿递急需端赖钱粮”。一般认为,清朝入关后一扫旧弊,摊派、加征得到有效抑制。这一观点突出了明清之际驿站财政的差异。但实际上,明末加派之征也通过各种隐性方式在清代得以延续。在清初裁驿费充军饷的财政政策影响下,清代驿站财政走向了既病民又病官的摊派旧途。

  明代驿站财政与驿役官当改革

  明初驿站财政建立在实物财政基础之上,有赖于田赋征收和劳役佥派。洪武元年(1368年)正月,明太祖诏令天下广置各驿,其驿站差役佥派民户出办。具体方法是,“马有上中下三等,验民田粮出备”(《明太祖实录》卷29,洪武元年正月庚子)。即民户依照粮赋多寡对等充任驿传马夫,其不足数者可以数户共充一夫。本县人户不足,则“以相邻州县点差”,谓之“协济”。甚至令东南富户、市民前往北方诸省协济应役。官方除提供驿舍、备办廪粮及派遣官吏外,驿站其余所有开支均由驿传役夫亲身应役承担。此外,尚有里甲和均徭内编派驿站差役,以满足其财政开支需要。

  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明朝将永充改为“依次轮充”(万历《惠州府志》卷10,《赋役志下》,明万历四十五年刻本)。其佥编时间有三年、五年和十年之别。但地方政府在实际佥派中并不遵守定制,以至于有役三五十年者。此外在没有预算与额设经费的体制下,驿站马夫等便成为驿丞等官吏盘剥的对象。以上两方面导致嘉靖以前的马户不堪重扰,驿站运行困难。

  成化、弘治年间白银货币化地位得到官方承认,一系列以财税定额为目的、减轻地方差役负担的差役纳银改革随之展开,驿站的日常运转也由力役亲当改为征银雇募,至嘉万时期,因推行一条鞭法改革,得以最终确立。具体做法是根据过往支销数目,预估一年驿站夫马工料银额数,将其摊入全县粮赋或额田中征收。对于他县协济马匹,则按每马所需折银,分派各协济州县“照亩均征”(申佳胤:《临洺驿马政记》,载崇祯《永年县志》卷7)。征收的站银,以府为单位进行统计并征收,然后由府转发各驿,招募人员当差。

  官征官募确实起到了均平差役、减轻百姓负担的作用,“计地征粮,可以免马头独累之苦;募人当应,可以绝官吏求索之私”(刘麟:《清惠集》卷3,《均驿传安人心扶公论杜私情以免偏苦疏》,台湾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348页)。但新政实施不过十余年,即弊端百生。一方面,官府“给驿渐广”,导致地方驿站开支不断增加;另一方面,过往官员多索马匹差夫,马户“卖产鬻儿,倾家丧命”。更甚者,明季“国用不足,将原额驿站夫马工食草料银两半裁以充练饷”(《宣大山西总督李鉴启本》,顺治二年五月八日),地方驿站财政更加吃紧。本县“马户逃窜,扳累难支”,他县协济亦托故不前,地方不得不再度佥派里民应当,复“蹈万历以前之夙弊”。而“驿卒糊口无资,群起为盗”(《顺天巡按柳寅东揭报驿递疾苦》,顺治元年七月,载张伟仁主编:《明清档案》第1册,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6年版)。

  清初中央对明代驿站财政体制的调整

  清朝入关之初,平定全国的战争仍在持续,大量地方财政经费被裁撤充饷,驿站钱粮也不例外。在财政紧缺的情况下,既要全力保障军费,又要维持驿站正常运转,中央和地方政府为维护各自利益走上不同道路。

  于中央而言,顺治元年(1644年)七月清朝废止一切明末加派,废除明末里甲佥派,将全国驿站由民当改为官当,所有经费均于正项地丁内动支,“不复累及百姓”。与此同时,令各省站银“以万历初年会计录为准”,“照旧征收,加增者不准”(《户部尚书英峩岱题本》,顺治二年六月六日)。

  然而,明末清初接连不断的灾荒、战争导致地方田赋收入急剧下降,部分省份站银除荒后实征不及原额半数,巨大的经费缺口令驿站运转维艰。更重要的是,清初持续的军事行动导致国家财政经费捉襟见肘。权衡之下,清朝不得不裁减包括驿站经费在内的地方财政以充实军饷。驿站经费的大幅压缩主要集中于顺治九年(1652年)至十四年(1657年)和康熙平定三藩之乱期间,此后雍乾各朝均陆续裁减。全国站银“通计裁扣之数,自顺治九年以迄乾隆,竟居原额三分之二”(民国《盐山新志》卷8,《赋役篇上》,民国五年刊本)。

  在额征驿站银剧减,加之禁止摊派、裁驿充饷的境况下,清廷只能尽可能地集中有限驿站财政资源,使其利用最优化。方法主要有三:一是裁僻济冲,将驿站经费集中于主干驿道。二是调整驿道走向、开辟新驿道。顺治年间,为减轻河南、山东驿站负担,清朝开通经山西前往川陕甘等地区的驿道,河南驿站负担有所减轻;山东则开通了经德州、泰安、蒙阴、郯城前往江苏的“山东东道”,使原有山东中路的驿站压力有所缓解。驿道重新规划后要求行差人员循规定驿道行进,并在勘合火牌内明白填注,严禁随意改变路途。三是严格掌握地方驿站财政奏销。顺治八年(1651年),清朝确立各省财政奏销制度后,规定驿站的各项开支需岁终汇造清册,由户部核实奏销。自顺治三年(1646年)至十四年修撰完成的各省赋役全书,更是将各省起运存留、驿站额支数目固定下来。通过赋役全书和奏销制度,各省驿站每年的财政收支也尽在中央的掌握之中。这既有助于中央了解地方驿站财政之盈绌,及时作出调整;也将府州县驿站财政纳入藩司和中央管控之下,方便了驿站财政资源的宏观调拨。

  上述改革确实值得称许,在财政极度紧张的情况下通过法律禁令确保地方不得派累里甲,展现了新朝气象。但奈何由于清初战争开支甚巨,很多本应裁僻济冲的夫马钱粮亦经常被中央挪作军饷。地方政府为保障驿站的正常运转疲于应对,不得不百般腾挪,甚至延续明季摊派旧弊。

  清前期各省对驿站财政体制调整的因应

  整体而言,各省解决地方驿站财政问题的举措主要集中在复原额、顾驿递,严考成、革协济等方面,而在州县层面更为通行的做法则是直接佥派里甲。

  所谓复原额,即各省督抚在除荒实征站银过少的情况下,奏请恢复该省旧设站银数额。部分省份在朝廷下令裁去明季摊派并统计旧额银时,往往在万历初年额设站银基础上将里甲夫马工料银和摊派银两一并作为本省额设驿站银统计、报呈,实际上是将“旧额”提高,把明代站银、里甲夫马银和摊派银以隐蔽的方式承续下来。而裁撤地方经费过程中,驿站经费可能虽亦被裁撤,但因为需要维持驿站的正常运转,驿站经费的裁撤力度不及其他经费,所以在顺治初期裁节地方经费的过程中,面对经费紧缺的情况“先尽驿站支用”的“顾驿递”政策在一定时期内得以贯彻落实。

  明清之际的驿站协济制度是保障冲途大驿有效运转的良制。但协济的正常运行需建立在驿站财政充足的基础上,一旦经费被挪用或裁减,各地往往托故不前,导致受协驿站运转失灵。为解决该问题,清朝将协济站银完纳与否、完纳分数均纳入官员考成。但协济站银毕竟还需多一道解送程序,此间辗转费时、各级侵扣,其弊多端。于是,各省纷纷奏请将“本州县之正项用补本驿之急需,而以外州县之协济,汇解藩司抵补正项”(《河南巡抚吴景道题本》,顺治八年十月二十四日),南省协济北方站银也照此方法办理。此项调整至康熙七年(1668年)最终成为定制,并施行于全国,起自明代的驿站协济制度被废止。此种方法减少了站银支用的程序,提高了驿站运转效率。

  中央和各省为筹措驿站经费,经过多重努力,确实起到一定作用,似乎驿站也得以正常运转;但如果我们将视野转移至州县,则会发现驿站财政状况呈现的是另外一幅景象。

  清人薛所蕴《驿卒词》云:“闾阎困敝乏帮贴,差烦马瘦刍茭绝。……县官逮治驿卒死。五更三点不交睫,头枕驿门候消息。”(张应昌编:《清诗铎》卷9,中华书局2022年版,第262页)这并非夸张和想象之词。顺治年间曾任新乐县知县、专管冲途大驿西乐驿的林华皖对当时的驿站困境有过总结:一则差务繁忙,“每日数起”;二则夫役“额设者有数”,每遇大差势必另外雇觅;三则马骡羸瘦,“陆续行差,倒毙不一,月而殆尽”;四则行差人员百般苛索,夫役折干、背负过重(林华皖:《治鲜集》卷2,《驿邮略》,载《续修四库全书》第880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430~431页)。康熙《丰润县志》更直白指出:“输蹄往来,络绎不绝,粮糗刍薪,存留不能及半,协济未必以时,县令之拮据,殆所不免。”(康熙《丰润县志》卷4,《赋役志·驿传》,清康熙三十一年刻本)绝大多数州县官员不堪重负,自杀者亦不在少数。其最终结果,“存留各项节次裁减,州县之事束手无策,势不得不私派之民,民既出雇役之钱,仍不免于役又不知凡几矣”(康熙《灵寿县志》卷4,《田赋上》,清康熙二十五年刻本)。摊派里甲成为州县官自然而然的选择。

  然而,直接摊派里甲显然与清朝不加赋的政策相冲突。天津巡抚张忻、保定巡抚郝晋及经手知县都曾因触犯此律最后交刑部议处。故很多地方州县只能想方设法将摊派合法化:一是延续明季之“强制性雇募”手段,名为发银雇募、听民应召,实则是强制性“照里派轮”,官方挟公权权威进行变相摊派,并非纯粹的自由雇募应召之制。另一种是额外摊派,倒逼国家财政政策作出调整,将摊派合法化。部分州县驿站确实差务繁忙,必须额外派征。但为避免胥吏、马头毫无限制多征,引致民怨沸腾,清廷将额外摊征编入赋役全书,承认各种加派的合理性并使之合法化。

  清前期驿站财政体制改革的影响及其余绪

  清人曾对本朝的废力役亲当为官当官募之制大为赞赏,称“清兴,扫除旧政,与民更始。而钱粮则例一以万历初年为定,且赋皆改折而无本色之征,差皆雇役而无佥点之害……民无一事之扰,薄赋轻徭,培植邦本,万世无疆之休基此矣”(康熙《吴桥县志》卷3,《食货志》,清康熙十九年刻本)。

  但清初军兴旁午,裁驿充饷时常有之。实际上“额设工料已减十分之三,差务更增十分之四”的情况下,地方财政仍然左支右绌。驿站之弊不仅官累难除,民累亦未减轻。一方面,清初裁节驿费并非为了减轻百姓负担,而是裁驿充饷,百姓压力并未减轻。另一方面,在“额设有数”的驿站财政体制下,州县为保证驿站运转,又不得不走上加派里民的老路。这一回头路不仅额外增加了百姓负担,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倒逼中央将部分摊派合法化。清廷减轻里甲摊派负担的宣言也就此告以破产。官员既存在加赋的罪名,百姓亦承受摊派的压力,实在是病民病官。

  以上种种弊病的存在,究其原因,即在于中央财政集权下,地方额设驿站经费过少且并不稳定。随着明代白银的货币化,国家财政也出现“统计银两化”的趋势。这一变革使得国家财税可预算、可统计,方便了国家对各省州县财政的掌控;但是对于地方政府而言,则是更加不利。在“统计银两化”之前,所有驿传夫役均需亲当,财政开支由地方政府自行编制,不受中央管控;但在此之后,情况发生了显著变化。一方面,全国赋役逐渐定额化,中央以法律形式规定了摊派的“非法性”;与此同时,明清财政也因此走上“原额主义”道路,财政体制出现僵化。另一方面,借助白银的便利,中央对于州县财政的掌控越发集中,且能随时裁扣、调拨,导致州县财政难以稳定。清人曾谓“国家之所赖者,惟财赋;地方之所重者,惟差徭;下民之所望者,惟恩恤”(乾隆《三河县志》卷5,《赋役志·驿站》,清乾隆二十五年刻本),生动反映了当时中央、地方和百姓三者在国家财赋分配中的地位和处境。从国家立场出发,中央主要集中于对全国财赋的高度集权与掌控。尤其是战争期间,国家的着眼点完全在于尽快汇集财政资源用于军事,以期稳定统治。裁撤地方存留银是其中最为重要的手段,而这势必导致地方州县存留经费过少。州县为维持地方行政的正常运转,又不得不额外摊派,而所有的压力最终只能转嫁给百姓。在上述财政结构体制下,百姓能否得到“恩恤”显然要打上问号。刘志伟教授认为,清初通过编撰赋役全书和确立奏销制度,建立了高度中央集权的财政体制,它导致的一个最直接的结果就是地方赋税征收的失控(刘志伟:《略论清初税收管理中央集权体制的形成》,载《贡赋体制与市场:明清社会经济史论稿》,中华书局2019年版,第190页)。可以说,正是中央财政的“集权”导致了州县政府在财税征收中的“分权”和“失控”。因此,随着清中后期各类大差、常差的源源不断,以及驿务弛弊、苛索繁多等问题的抬头,“原额主义”财政下的清朝驿站运转再度回到明末境况,各类差派更加层出不穷。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清代驿站史研究”〔19ZDA207〕阶段性成果)

  《光明日报》( 2022年12月26日 14版)

职业技能培训让劳动者好就业就好业******

  实施“一户一产业工人”培养工程,湖南省资兴市技能型劳动力占比10年间提高50多个百分点——

  职业技能培训让劳动者好就业就好业(人民眼·就业优先)

  本报记者 申智林

  引子

  年过四十的高坡村村民陈霞没有想到,从学校毕业21年后,还能有机会重返课堂,并在一年半内两度参加技能培训,“不仅免学费、免生活费、免住宿费,还通过了职业技能培训考试,获得育婴师初级证书,实现了收入翻番,这得益于‘一户一产业工人’培养工程。”

  “一户一产业工人”培养工程,已在高坡村所在的湖南郴州资兴市持续开展10年。

  资兴市是一座资源枯竭型城市,人口不足40万,2012年下岗工人、生态移民等面临再就业的劳动力数量超过14万。当年3月,资兴出台“一户一产业工人”培养工作的实施意见,提出使新增劳动力掌握1至2项就业技能,让已从业者创业技能不断提升,实现培养一人、就业一人、致富一家的目标。2015年12月,湖南省总工会在郴州市召开“一户一产业工人”培养工程现场推进会,总结推广“资兴经验”。

  职业技能培训是全面提升劳动者就业创业能力、解决结构性就业矛盾、提高就业质量的根本举措。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健全终身职业技能培训制度,推动解决结构性就业矛盾。”国务院2018年5月印发的《关于推行终身职业技能培训制度的意见》要求,“大规模开展职业技能培训,着力提升培训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建设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者大军”。

  截至2022年底,资兴市“一户一产业工人”培养工程已累计培训9万余人次,农村家庭参训率达80%,全市技能型劳动力占比由10年前的不足10%上升至60%以上,提高50多个百分点。

  近日,记者走进资兴,探寻“一户一产业工人”培养工程如何让劳动者一技傍身好就业、就好业。

  健全长效机制

  整合“普惠式”技能培训资源,加强对适龄劳动力动态管理,让技能培训更持久更广泛地惠及劳动者

  左手稳稳托住头颈,右手轻轻擦拭,育婴师陈霞为新生儿洗澡时动作娴熟利落。“婴幼儿洗澡看似简单,其实学问不小。”陈霞说,2021年6月参加“一户一产业工人”培养工程举办的育婴师培训班,系统学习了婴幼儿卫生保健、生活照料、安全防护等方面知识,如今已成为一名专业月嫂,月收入从过去的1800余元提高到目前的近4000元。

  陈霞所在的高坡村是移民安置村,人均耕地少。陈霞一家四口的开销,过去主要靠丈夫在外干装修。随着两个孩子相继考上大学,各项家庭开支增加,她想找份工作贴补家用,但苦于没有手艺,始终找不到合适的门路。

  在资兴,很多城乡劳动者像陈霞一样,有务工意愿、缺一技之长。2009年,曾以煤炭开采为支柱产业的资兴市被国务院确定为第二批资源枯竭型城市,加快探索转型发展之路。据2012年统计数据,资兴面临再就业的劳动力超过14万人,其中煤矿下岗失业工人5万多人、被征地农民3万多人、纳入国家环境保护项目的生态移民6万多人。

  “一头是‘就业难’,一头是‘招工难’。”资兴市“一户一产业工人”培养工程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黄小周说,2012年,全市就业人数20余万,其中专业型、技能型人才不足10%,全市八成企业不同程度地存在技术工人短缺。

  为缓解结构性就业矛盾,“一户一产业工人”培养工程应运而生。

  “一户一产业工人”培养工程开展之初,资兴市同很多地方一样,技能培训也存在管理条块分割、资金分散等问题。

  对症施策,资兴市设立“一户一产业工人”培养工程领导小组,由市委书记和市长牵头,通过整合人社、农业等15个有培训任务部门的项目和经费,实现统一培训计划、统一培训审批、统一培训基地、统一培训政策、统一跟踪管理。加大各项职业技能培训补贴资金的整合力度,资兴市每年可以确保投入约5000万元用于劳动力培训。

  2022年下半年,资兴市东江库区管理局提出开办果树种植培训的开班申请,为移民培训果树栽培技术;市农业农村局也有相关计划,培训果树种植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市农村经营服务站的培训方案也与果树种植相关。“对于培训内容相关、培训主体重叠、培训时间相近的计划,我们通过协调予以整合,让培训资源用在刀刃上。”黄小周介绍。

  最终,培训班由东江库区管理局、市农业农村局、市农村经营服务站3家单位共同组织,对50名果树种植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带头人及种植大户开展培训,实现了“1+1+1>3”的效果。

  “健全长效机制,让技能培训更持久更广泛地惠及劳动者,摸清适龄劳动力底数是又一关键。”黄小周说,资兴建立了市、乡、企业三级劳动力资源信息库,按人口普查的方式,逐村逐户逐项登记,录入了8.4万余户19.5万多名16至60岁适龄劳动力信息,其中农村人口超过六成。同时,以乡镇人社专干为主体,建立了一支乡、村两级培养专干队伍,对适龄劳动力实施动态管理,培养专干定期走街串户上门宣讲动员,有针对性地为就业创业重点群体推荐培训课程。

  免学费、免生活费、免住宿费,听了回龙山瑶族乡人社专干杨鹏对“一户一产业工人”培养工程细致的讲解,陈霞不由动了心。翻开培训课程目录,家政服务、农业种养、烹饪、特种装备操作等专业培训赫然入目。结合兴趣爱好和市场用工需求,陈霞最终选择了2021年6月举办的育婴师培训班。结业后,她很快就找到了一份月嫂工作,收入比过去翻了一番。

  尝到技能提升的甜头后,陈霞对“一户一产业工人”培训更上心了,相关部门也通过学员微信群,定期将相关培训信息推送给她。2022年11月22日,资兴市育婴师中级培训班正式开班,陈霞得知消息后第一时间报名参加。本次培训共计50个名额,开放报名3天后,申请人数达到了近80人,受欢迎程度超出组织者的预期。

  “培训送到家门口,就近择业有门路,越来越多的群众吃上了‘技术饭’、端稳了‘就业饭碗’。”黄小周介绍,这些年,“一户一产业工人”培养工程早已不仅仅面向第二产业培养人才,“凡是有益于一、二、三产业发展提质的人才培训,全部纳入这一工程。”

  提升培训质量

  哪里有需求,课堂就开到哪里;哪里有产业,培训就办到哪里,提升培训的针对性和适用性

  参加资兴市育婴师中级培训班,陈霞担任班长。走进资兴市金达职业培训学校教室,高级育婴师曹丽娜正在讲授婴幼儿护理及早教理论,陈霞和同学们时而目不转睛盯着投影屏幕,时而埋头记笔记。作为湖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认证的育婴员职业技能等级认定考评员,曹丽娜有着11年的职业技能培训教学经验。

  “整合培训资源,汇聚优质师资。”资兴市职教中心主任齐振煜说,资兴市协调职中、电大、劳动技校在内的10多家机构职教资源,成立了市职教中心,与市职业技术学校合署办公,具体负责教学工作。与此同时,从省内外聘请了31个专业领域的48位专家组成讲师团,形成了以市职教中心为主、18所乡镇农校和培训基地为辅的职业培训网络。

  左手握拳按压肚脐,右手同时按压左拳,曹丽娜双手兜住仿真塑胶娃娃腹部,为学员们现场演示婴幼儿气管吸入异物后的急救措施,同时辅以详实的三维动画,说明如何通过肺部残留气体形成气流冲击异物的具体原理。随后,学员们3人一组围坐在桌前,按照曹丽娜刚刚讲解的细分步骤分组训练。

  “强化专业技能,重在实操训练。”曹丽娜介绍,金达职业培训学校作为资兴市“一户一产业工人”培养工程的定点培训机构,从郴州市第四人民医院聘请具有丰富临床医护经验的主任护师,定期为学员们讲授“婴幼儿常见疾病的基本护理方法”“婴幼儿应急急救措施”等专业医护课程。目前,资兴市“一户一产业工人”培养工程中的实操课程占总课时比例已达八成以上。

  “这些年,我们的教学模式也在摸索中不断发展。”齐振煜说,“一户一产业工人”培养工程刚启动时,曾办过一次以养殖农户为对象的培训课程,“一开始参训养殖户热情很高,结果上了三五次课之后,纷纷推托家里有事,不来上课了。”

  “据部分学员反映,当时授课教师讲授内容过于偏理论、轻实践,有些培训内容跟不上产业发展需求。”齐振煜说,从那以后,“一户一产业工人”培养工程坚持以促进就业创业为目标,瞄准就业创业和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确定培训内容,开设电焊、汽修、酒店服务、家政服务、病房陪护、育婴、电子商务等实用技术培训,有效提升了培训的针对性和适用性。

  机声隆隆,电机飞旋,湖南华润电力鲤鱼江有限公司工人巡检时发现脱硫浆液循环泵振动过大,立即通过对讲机呼叫检修公司锅炉环保班技术员何夏雄。经过细致查验,故障很快得以排除。“有了金刚钻,才能揽瓷器活。”何夏雄感慨,是“一户一产业工人”培养工程让他从一名跟班学徒成长为专业技术工人。

  “‘订单式’培训精准输送人才,为企业打造了一支专业检修队伍。”湖南华润电力检修公司培训部门负责人谢艳芳介绍,检修工作技术要求高,但在设备正常运转期间,企业难以组织培训,只能利用设备停运间隙进行,导致企业自主培养检修人员的时间成本高,“一名合格的检修员需要跟着师傅学习一年左右,方能独立上岗。”

  谢艳芳说,由于学徒期间待遇相对偏低、工作内容相对枯燥等,企业技术类员工流失率长期居高不下,以至于每个月都要招聘新员工,培训难题成为制约企业可持续发展的一大瓶颈。

  “哪里有需求,课堂就开到哪里;哪里有产业,培训就办到哪里。”齐振煜说,“一户一产业工人”培养工程领导小组办公室了解到湖南华润电力检修公司诉求后,与公司一起制定了联合办班的教学方案,利用周末时间开展检修学徒培训。彼时,何夏雄刚进厂当学徒,经过近3个月的系统培训,他顺利考取了《锅炉设备安装工(初级)》证书,实习期从9个月缩短至3个月,提前半年转正,如今已成为带领28名技术工人的团队负责人。

  摊开一摞统计表,谢艳芳向记者介绍,企业技术类员工月度流失率从两年前的0.9%下降至目前的0.3%以下,缓解了企业用工压力。“培训跑出加速度,助力企业稳定队伍、提升效益。”谢艳芳说,企业加入“一户一产业工人”培养工程以来,技术团队已经从500多人增至900多人。

  齐振煜介绍,资兴市着力打造“企业下订单、培训机构出菜单、劳动者点单、政府出资买单”的“四单”培训模式,致力于实现与培养服务对象需求对接精准度高、培训主体素质提升度高、社会服务贡献度高、就业成功率高的“四高”目标。2022年,资兴市“一户一产业工人”培养工程共计培训劳动力4013人次,其中紧缺工种培训2572人,占比达64.09%。

  为解决农村群众集中培训难、白天培训时间少、课堂培训接受慢等问题,资兴市充分发挥“一户一产业工人”培养工程平台功能,与湖南农业大学、湖南省农业科学院等单位合作拓展线上培训,大力推行线上培训与线下管理相结合,方便农民群众利用碎片化时间,随时随地开展线上培训。

  目前,资兴市“一户一产业工人”培养工程已形成职业技能培训和实用技术培训两大类课程,截至2022年底,累计开设专业70余个、培训班1300多期。

  助力稳定就业

  推进技能培训、鉴定、就业有机衔接,全市逾4.1万名学员通过国家职业技能鉴定获得相关等级认证

  偌大的实训室里,陈霞怀抱仿真塑胶娃娃,正在进行育婴师(员)中级技能考试模拟备考训练。“婴儿吐奶后如何处理?”曹丽娜话音刚落,陈霞用左手扶住娃娃头部,右手轻轻拍打后背,随后将娃娃平放在床上,手掌以肚脐为中心,按照一圈一揉节拍,顺时针轻抚娃娃腹部,直至做完8个节拍。

  陈霞一丝不苟的动作、衔接流畅的步骤,令曹丽娜露出了欣慰的笑容。首届育婴师中级培训班开班以来,陈霞每天都会进行10余组模拟训练。对于即将到来的育婴师(员)中级技能考试,她信心满满。

  “小小证书作用大,既是培训成效的直观体现,更是找工作时的‘敲门砖’。”陈霞说,2021年6月完成初级育婴师就业技能培训后,她曾去过市里的人才市场咨询,由于没有相关资质和实践经验,投出的简历基本石沉大海。7月顺利考取育婴师(员)初级技能证书后,立即有客户向陈霞表达了聘用意向。

  打开手机,轻触屏幕,陈霞快速登录湖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网站,根据页面提示输入姓名、身份证号等个人信息后,她的育婴师(员)初级技能电子证书旋即一键获取,培训等级、类型、机构名称和获取证书时间等信息一目了然,方便聘用方在线查询核实。“一证在手,就业无忧。”陈霞说,职业技能鉴定证书含金量高,与她同期培训的学员考取相关资质后,大多数都找到满意且对口的工作。

  齐振煜介绍,在深入探索“一户一产业工人”培养工程过程中,资兴市持续推进技能培训、鉴定、就业有机衔接。

  过去,职业技能鉴定认证在地级市层面。各县市区学员办理职业资格等级认证时,需要本人到郴州市职业技能鉴定中心现场完成,鉴定流程繁琐,申办周期较长。

  职业技能鉴定权限能否下放?2012年10月,经郴州市职业技能鉴定中心申请上报、湖南省人社厅审核批准,同意在资兴市职教中心设立国家职业技能鉴定所,接受湖南省人社厅职业技能鉴定中心和郴州市人社局的业务指导和质量监督,由郴州市职业技能鉴定中心履行日常管理职责。

  “家门口就能参加职业技能鉴定考试,乡亲们的培训意愿更高了。”黄小周说,相较于以往到郴州市参加职业技能鉴定考试,新举措为学员平均节约3至5天时间,大幅降低了他们的交通、食宿等开支。对于暂不能下放县级市办理的电工、焊工、叉车驾驶、装载机驾驶等特种行业职业资格等级认证,学员可在郴州市主管部门认可的资兴市内场地完成培训,之后直接到郴州市指定考点参加考试。

  “截至2022年底,资兴市已有逾4.1万名学员通过国家职业技能鉴定获得相关等级认证。”齐振煜介绍,资兴电工、焊工、特种装备操作工、育婴师等劳务品牌正在加快打造。

  “这些年,全市城乡劳动者职业技能素质持续提升,稳定就业能力不断增强,就业形势保持总体稳定。”资兴市委书记杨理诚说,2012年以来,资兴市城镇新增就业6.9万余人,城镇失业人员再就业2.3万余人,全市新增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3.6万余人,全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2012年的1.6万余元增长到2021年的3.5万余元。

  2015年12月,湖南省总工会在郴州召开“一户一产业工人”培养工程现场推进会,总结推广“资兴经验”。2017年12月,湖南省总工会印发《关于全省深入推进“一户一产业工人”培养工程的实施意见》提出,各地要将“一户一产业工人”培养工程与当地经济社会发展规划、职业教育发展规划等紧密结合,主动融入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大局。

  截至2022年底,湖南省总工会累计投入4500万元用于“一户一产业工人”培养工程,培训农民工57.8万人次,培训后就业43.9万人。

  《 人民日报 》( 2023年01月06日 20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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